在海南，东方的方言最复杂。闽南语系分布在海南，各市县的人口音各异，但基本能相通。同一市县操讲海南话的人群口音相差无几，话一出口，大致能判断你是哪地的人。就海南话而言，海口话浊，文昌话甜，定安话软，三亚话沉，琼海话婉转，澄迈话起伏，万宁话粗犷，乐东话则如快板……各有特色。东方例外，因为它没有共同的方言，没有一种所谓的“东方话”，东方的方言之多口音之异堪称南腔北调。
东方的方言有海南话、黎话、苗话、哥隆话、军话、儋州话，还有鲜为人知的附马话和那斗话。一个小小的东方市，集中了如此之多的方言，在海南是一种奇特的方言现象。
军话是由历史上的驻军或军屯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汉语方言，由古代的仕官带至海南。军话的渊源家数，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大致能考察得清楚。
哥隆话的来源，说法较多，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哥隆话是一种兼含汉语、苗语、黎语、越南语等成分的特殊语言，在古代由于战争的原因，一批汉族军士漂流到海南岛昌化江入口处一带定居，后来不断地有从中原地区逃难的难民，落魄的官员，失意的商人，也来到此地和当地人一起生活，渐渐融合。他们与当地人通婚后，放弃了原来的语言，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种语言逐渐发展成为今天的哥隆话。
附马话和那斗话来自何方？缘何至此？至今也是众说纷纭，止于猜测。传说元、明时期，东方沿海地区来了很多不同地方的移民，他们操各地的方言，交流起来极为不便。后来地方官将所有外来的和本地已有的方言进行归类，让每个村子通过“抓阄”选择一种方言作为自己的村语。这天，所有村庄都选定了各自的村语，而附马村的代表却姗姗来迟。于是，他们决定杂取各种方言的一部分，组成自己的村语，600多年来传承不变。今天，附马村的村民在内部使用附马话，但他们却能用哥隆话、海南话、军话、儋州话、临高话乃至黎语苗语及普通话与外界进行交流，而外人却无论如何也听不懂附马话。
那斗村的那斗话是否就是黎语的一个方言？中国人在研究，外国人也在研究，尚无定论。
板桥镇文质村人讲的是儋州话，东方离儋州颇远，儋州人自古以下海捕渔为业，而文质人却以耕地务农为生，文质村的形成与儋州有何种联系？
一切都沉睡在历史的烟尘中，不得而知。东方自古不是繁荣富庶之地，交通闭塞，气候干旱，并非宜居宜耕之地，何以竟有如此之多的语种先民迁徙至此落地生根？令人费解。东方真乃一片古老神奇之地。
在东方，大部分人都讲海南话。同是海南话，腔调却截然不同，这又是一奇。板桥、感城、新村三地的人一个语调，舌头直来直去，话生硬而涩。这些地方的海南话与福建古田、甫田、广东徐闻、北海几地的闽南话极相似，几乎如出一辙。八所、新街、敦头、港门 一片的海南话又是另一个语调：舌尖打得极快，发音有力，话如鼓点。四更镇上的四更人讲的海南话又是一番韵致，四更话软而粘，拖尾韵。记得有一首以四更话读的民间打油诗：“红日照东方，四更换新装，从此不吃薯巴饭，日日炒肉配干bui （干饭）”，押韵有致，很好听。以前，四更辣椒酱贩子挑着辣椒酱走村串寨叫卖，“四更番椒（辣椒）-——四更番椒————”尾韵悠长，很吸引人。
因为母语与腔调各不相同，出门在外的东方人“东方老乡”的观念淡薄了许多。在东方人的意识里，同一母语同一口音的人才是真正的“老乡”，同一地域不同母语的人面对面甚至形同陌路。语言的隔阂竟如此之深！血缘有亲疏，语言也有亲疏。再狭小的地域也挤压不掉人们对于母语的认同与信仰。写《白鹿原》的大作家陈忠实有一次到美国去，满眼满耳的英文使他感觉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文盲。由语言隔阂所产生的恐惧感和孤独感也许就是原因。
在东方大地上，不同方言的人群割地而居：八所以南，海南话人群为主；八所以北哥隆人群为主；中间沿海的八所村、十所村和罗代乡讲的是军话。一些小人群方言夹杂其间，由此又产生了奇特的“方言岛”现象：附马话被包围在海南话、哥隆话、军话之中；文质村儋州话被包围在海南话之中。神奇的东方大地兼容并蓄了诸多的语种，这些语种在长久的相处交流中却没有产生融合的迹象，而是在各自的圈子里单独传承与发展。历史上的东方先人，多为流落迁徙之民，大凡流落迁徙之人，饱受颠沛流离之苦，求安心切，择地而居，以种群类聚，小安即富，生根发芽之后，闯荡外部世界的豪情也就被磨平了。东方人固守本土的观念强烈，性格含蓄内敛，这应该是有渊源的。在东方大地上，聚居着诸多种群，这些种群相安无事，如一口口古井，却没有汇成一条奔 腾的河流。
不过，也应该庆幸，在东方神奇的大地上保存了诸多语种，各个古老的种群在东方之地繁衍生息，语言像血液一样流淌不息，在历史的沧海桑田中薪火传承。东方人淳朴，东方的方言古老而纯粹，更接近于原生态。东方的“方言岛”现象是语言研究的一大宝库，把东方大地誉为海南移民文化的“活化石”绝不为过。
来源：天涯论坛 楼主东篱子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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